时间：2018年7月
活动：第27期国学公益大讲堂
主办：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
对话：朱汉民院长、济群法师
主持：颜爱民教授
一、立心立命的内涵
颜爱民教授：今天儒佛对话的主题是“如何立心立命”，内容来自“横渠四句”，即张载（世称横渠先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也是我们国学基金会的宗旨。那么它到底表达什么？我们先从儒开始，请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国际儒联副理事长、儒学大家朱汉民院长谈一谈。
朱汉民院长：这场聚会的缘起，是济群法师来到长沙，很多朋友希望听他讲学，以解除自己的迷惑，包括立心立命这样的重要问题。我虽然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但主要研究方向是儒学，对佛学涉猎较少。所以也和大家一样，想借此机会向法师学习。
立心和立命，出自宋代大儒张横渠著名的四句教。从政界、学界、商界到宗教界的很多人，都以此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立言的宗旨，这也是我们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的宗旨。那么，立心和立命是什么意思？
所谓立心，其实是“为天地立心”。但是，天地之心究竟是“有心”，还是“无心”？早在《周易》的复卦中，就有“见天地之心”，认为宇宙天地间有个心，“天地之心”是决定天地世界的主宰力量，所以《周易》又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
到了宋儒朱熹这里，他一方面认为“天地本无心”，一方面又肯定“天地以生物为心”。所以，尽管儒家总体上是无神论，不认为天地中有一个人格神，这点和佛学接近，但是儒家还特别强调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即所谓“人者，天地之心”。按照宋儒的看法，“心者，人之神明”，故而人可以“为天地立心”。人心通过体认天理、根据天理做事，就实现了天地之心。可见，人不是被动的，人在宇宙中发挥仁者之心的能动作用，就是“为天地立心”。
立心和立命相通，对应于天道、天理。以天道、天理的主宰性或目的性而言，可以称之为“天地之心”；以天道、天理的必然性而言，又可以称之为“天命”。人之心通过体认天地之理，按天地之理去做事，这既是为天地立心，又是为生民立命。儒家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立心和立命，即达到儒家所说的最高精神境界——天人合一。总之，立心和立命表达了儒家关于终极问题的哲学思考和思想信仰。
颜爱民教授：站在方外看滚滚红尘中的立心立命，是什么感觉？有请济群法师为我们开示。法师是非常谦和的大德，童真入道，在深入经藏和修证方面的造诣都很深。
济群法师：我也很期待今天的交流，和朱院长、颜教授一起讨论立心立命的话题，可以让我对儒学有更多了解。说到张载的四句话，不知大家是什么感觉，反正我在念的时候充满力量，就像学佛人所发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发起这样的宏愿，会让生命得以提升。
立心和立命的内涵，朱院长作了解释。我觉得在探讨这个话题时，要立足于儒家的使命感和价值观来思考。儒家有三不朽的人生，为立德、立功、立言。其中包含两个面向，立德是从个人修养而言，要成为有德君子，最终成圣成贤；立功和立言是从社会责任来说，能造福社会，利益大众。这和佛教的自利利他有相通之处。
学佛的最高目标是成就佛菩萨品质，也有两个面向：一是于自身圆满悲智二德，为自利；一是以悲心广泛利益众生，为利他。可见，儒家和佛教都倡导从自利到利他，由成就高尚人格来建设理想社会，立足点是由内而外，不同于西方文化是通过改造外在世界来追求幸福。这也是儒释道能相互融汇的思想基础。
当然，二者对人格和社会的具体定义会有差异。儒家的高尚人格是君子、圣贤，理想社会是大同世界，人人都能老有所安；佛教的高尚人格是佛菩萨品质，理想社会是净土，包括西方净土、十方净土，乃至人间净土。如何成就这样的理想？《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不仅是完善自身的需要，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而修身的前提，是正心、诚意。可见，心才是关键所在。
我们探讨立心和立命，也是从心入手，由修身养性而能安身立命。这就必须了解，我们要立的是什么心，断除的是什么心？正如朱院长所说，并非所有的心都是天地之心，此外还有种种不良心行。相关内容，儒家有很多论述。而佛法自古就被称为心性之学，所有教义和实践都是围绕心性展开，由认识心性、调整心行，最终明心见性，证悟心的本质。
这些思想在今天格外重要。时代飞速变迁，尤其是人工智能出现后，带来很多颠覆性的改变，人作为万物之灵的优越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不重视立心，找不到立命之本，我们将何以自处？
二、立心立命的路径
颜爱民教授：儒学大家和佛教大德都讲到立心立命的基本点，我把它通俗化一下。儒家讲的立心立命，又叫作理想人格，成贤成圣，关键是人生价值的问题。佛教修行的目标，是成就阿罗汉、菩萨和佛陀的品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立心立命。
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这些目标？《孟子》说：“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讲到仁比较抽象，他就落在义上。关于立心立命和成圣成贤，在座各位可能觉得很高大上，不太有把握。那么，儒家有没有实施样本和先后次第？佛教又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天天念佛就可以达到目标？
朱汉民院长：谁来立心立命？早期儒家有一批被称为君子的人在推动此事。孔子在《论语》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要成为什么人，以如何成就自己作为思考的关键。
“世界哲学大会”今年在北京召开，有来自全世界的几千个哲学家、学者参加，主题是“学以成人”。有人说，“学以成人”看起来像是教育学或儒家式的命题，怎么能成为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事实上，这是人类目前的最大问题。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被父母生下时，已具有人的形体，但成为真正的人，还要经过不断学习，儒学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当今世界面临的很多困境，从社会秩序的混乱，到社群、民族、国家、宗教等方面的种种冲突，其实都和人有关。如果大家能够成人，合乎人应该具备的仁，这些矛盾就不会出现。
那么，“学以成人”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孔子告诉我们的是成为君子。虽然孔子也赞扬圣贤，但没提出那么高的要求。因为成为尧舜禹那样“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贤很难，除了修德之外，还必须有很大的能力。普通人只要能修身，具备智、仁、勇，在德行、智慧、意志、能力及综合文化素质等方面健康发展，就能成为君子，能与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和谐相处。否则就会成为小人，只会为满足个人的利益和欲望不择手段，无法与他人和谐共存，其家庭、社会、国家、天下的秩序就会大乱。
所以君子之学要从心开始，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能坚持“仁以为己任”，处处为他人考虑。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义礼智根于心”。我们能按仁义礼智的规范去做，社会自然和谐。仁义礼智从哪里来？不是外在神灵要我们这么做，也不是君王要我们这么做，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要求。我们根据自己内在的本心、本性去做人，既是为自我完善立心，也是“为天地立心”。
一个人如何才能“立心”？《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论语》的操存、涵养，《孟子》的尽心、存性、体察、扩充，《中庸》的学、问、思、辨、行以及尊德性、道问学、极高明、道中庸等等，这些修身功夫是先圣先贤在修身实践中的个人体悟、经验总结的记录，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我们立心立命的方法与途径。
早期儒学主要关注现世世界的事物，很少考虑超越世界或是死后的事情。但人生几十年很短暂，如何才能确定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与永恒呢？在这些问题上，佛教思想对儒学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所以儒学到宋代后，进一步强调超越的世界，强调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与永恒，故而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从这个意义说，儒家立的仁义礼智，不仅能建立当前的和谐世界，也和天地之理相通。而天地之理是永恒的，我们是根据永恒的宇宙法则做事，而不仅仅是人性和社会的法则。基于此，儒家就提出要做圣贤，既是心忧天下、关怀社会的入世者，也能达到天地的境界。
这样，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会因为其具有不朽与永恒的意义，使自己的内心非常快乐与平和。周敦颐告诫受学于他的二程：要知道“寻孔颜乐处”。孔子和颜回面临事业、人生的挑战，身处困境之中，但他们为什么还很快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追求的道德、事业、学术是与天道、天理相通的。这样一种信仰，正体现出立心和立命的巨大精神力量。早期儒家号召士人做君子，到了宋以后，儒家都说要做圣贤，如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佛教说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人只是没有觉悟的佛，儒家也进一步说人人皆可成圣。
颜爱民教授：朱院长讲得非常精彩，我是专门出难题的，出两个问题放在这里。第一，我是学理工科的，感觉儒家讲的人生成就主要在一维空间，对于过去、未来的维度未必能解释圆满。比如有人问：颜回成圣贤，为什么那么穷？让人很纠结。
第二，儒家所说的立功、立德、立言，和立心、立命是什么关系？比如从立功来说，岳飞对宋朝立功，对金国来说未必是功；《三国演义》中有孔明七擒孟获，而在云南孟获那边流传的是七擒孔明。再如曾国藩，对清朝功劳很大，扶社稷，把江山救了下来，但从另一个角度，这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可见功过是相对的，又该怎么看待？我们先按对话的流程，请佛学高僧为我们讲解，到底怎么立心立命。
济群法师：朱院长谈到世界哲学大会“学以成人”的主题，我觉得很有意义，确实是时代的需要。儒家和佛法都是关于做人的学问，为什么要学做人？因为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合格的人。立心，是通过对心性和道德的学习，引导我们认识心性，遵循道德，造就君子、圣贤以及佛菩萨那样的品质，那才是成人的最高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也是一个产品。造就产品的材料，是我们身、语、意的行为。身体和语言的行为显而易见，那什么是思想行为？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可能觉得，只要没做什么，自己想想还能有问题吗？事实上，所有思维都会形成相应的心理力量，保存在阿赖耶识中。它就像一个超大容量的硬盘，其中有我们生生世世的生命信息。
在座每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出身不同，生活环境、所受教育、人生经历不同，这些积累造就了我们的思维和言行模式，造就了当下的存在。如果继续往前追溯，还因为阿赖耶识的积累不同。由过去的行为决定我们的现在，再由现在的行为决定未来发展。所以说，学以成人不仅关系到今生，还关系到无尽的未来。
儒家是以君子作为生命产品的标准。怎么成为君子？必须遵循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品行都要通过学习才能成就，但不是知识式的学习，而是改造生命的学习——我希望造就这些品质，所以要不断践行，才能从行为形成习惯，从习惯形成性格，从性格形成人格，从人格形成生命品质。
人性有两个面向。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说明每个人都有圣贤潜质，但也有动物性。佛教同样认为人有佛性，也有魔性和众生性。发展什么，就会成为什么。每个人过去生的积累不同，来到世界的起点各异，所以我们想成为圣贤乃至佛菩萨，要下的功夫也不同。有些人善根深厚，现在一学就很相应；也有人障深慧浅，学起来刚强难调，格外困难。
不论难易，都要从立心开始。这就必须了解内心由什么构成，自己有什么家底，其中哪些是需要发展的正向力量，哪些是必须克服的负面力量。每种心行都有它的对立面，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反面，是不仁、不义乃至不让。
只有充分认识心的两面性，才能有效地断恶修善。否则，人性中往往负面力量更大，就会占据主导，让生命走向堕落。法律就是为了制约人的劣根性，但这只是为人处世的底线，想要学以成人，必须在此基础上建立正向追求。
三、学以成人的不同境界
济群法师：佛教中，将人格追求分为三个层次。下等追求是遵循五戒十善，做到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邪见，成为有道德的世间好人，类似君子。
中等追求是成为阿罗汉那样的出世圣者，不仅有高尚人格，还能彻底断除恶业，息灭贪嗔痴。尤其是痴，这是无始无明，轮回之根。由此才能开启智慧，成就解脱，对生命不再有任何迷惑，也不再被动地随生死流转。
上等追求是成就佛菩萨品质，既要完善自己，还要造福社会。从佛教来说，这种完善不仅是道德上的，关键是断除无明，进而帮助芸芸众生断除无明，成就菩提。佛菩萨的人格有两大内涵，一是通达生命真相，成就大智慧；一是帮助所有众生，成就大慈悲，不管对人还是动物，都能平等相待。
这是佛教关于“学以成人”的三个层次，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心建立目标，付诸实践。
朱汉民院长：我刚才认真听了法师的话，非常高兴，特别是他从佛学角度，对“学以成人”这个儒家命题做了很好的诠释，提出佛教关于成人的三个境界。我曾在国学基金会讲过士大夫精神，早期的士大夫称为君子，内在德行必须达到很高境界；到宋代称为圣贤，不仅要有现实的德行和仁义之心，还要有天理、天道的超越，人心能和天相通。而最高的精神人格是把内圣和外王、圣贤和豪杰统一起来，就是将成就自我的道德人格与造福人类社会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最高的理想人格一定要将内在德性修养与外在的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
颜老师刚才的问题非常好。儒学和佛学本来各有重点，儒学的种种知识与道德追求，最后一定落实在治世，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庄子曾谈到孔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认为孔子所说的那些，主要关注的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家族与国家的具体事务，这些是属于有限世界的，从宗教角度来看，是俗世之事，不具神圣、永恒的意义。而佛学通过治心，追求神圣、永恒的意义世界，不同于现实的世俗世界。
当有人问到死后之事时，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儒家认为，如果处理不好活着的事，为什么要去关注死后的事情呢？换句话说，他认为现实世间才是值得关心的，儒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解决现实中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问题。因为他处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国与国之间连年打仗，时局动荡。他感到非常难过，希望通过恢复周礼而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但当时的人都不按礼去做，导致社会秩序破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一套仁学理论，希望以仁义道德来补充礼。他号召士人成为“以仁为己任”的君子，以仁义精神、忠恕之道来重建社会秩序、救赎堕落的世界。
但我认为，孔子内心还是希望有一个最高主宰，就是说，他追求的仁义精神、忠恕之道还是具有神圣、永恒的意义。他曾经说过，“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也就是说，我们学以成人，首先是属于家庭、社会、国家等世俗的有限世界，怎么做人属于日用常行的下学，但通过这样的下学而可以上达于天，认为现实道德有超越的源头，人道来自于天道。儒家士大夫普遍相信自己的内在心性和天道相通。换句话说，人追求的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虽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最后一定是天道的体现。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相信一切人均有的恻隐之心，其实是人生而有之的本性，所以尽心就能知性、知天。
宋代理学大兴，进一步以哲学体系解决了儒学人道与天道的结合问题。湖南道县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提出一套儒家的宇宙论思想，他以无极而太极、太极动静、阴阳五行、万物化生等主张，确立“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儒家通过主静的心性修炼，遵循中正仁义的人文准则，就不仅仅是人道，还是天道，是至高无上的太极。这样的话，就把心和天打通了。朱熹进一步完善了儒家的宇宙理论，说天地世界本来只有两个东西，一是理，一是气，所有人和物都由理和气构成。人性就是我们禀赋的天理，颜老师的理，我身上的理，都是同一个理，都来自于天理。所以，我们的心性就是仁义礼智信，它们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我们服从本心的道德，就是顺应天理。
刚才法师说到宏愿，儒家到宋明之后，不仅对人间发宏愿，而且对天地发宏愿，所以推出“为天地立心”。这样就把儒家思想拓展了，从有限的时段拓展到无限，使家国的道德价值具有永恒的意义，贯穿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这样，内在的心和外在的天就打通了。
四、从因果认识天道天理
颜爱民教授：两位老师是真正的大家，我不是专业领域的，但现在研究人力资源，不得不研究这些，所以要学习，而且我是实用主义者，要为我所用。我谈一下学习心得，先体会朱院长说的。孔子作为早期儒教的代表，主要解决成人的问题，是基于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父子相残，兄弟相争，率兽食人，礼崩乐坏。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社会规则，就像法师说的，先把人天乘做好。否则按佛教的观点，就会堕落畜生道，甚至饿鬼道、地狱道。我查了佛家的时空观，地狱生存环境恶劣，而且一天合人间2700年，寿命长达千百亿岁，就是人间的万岁万万岁。孔子慈悲大众，先让大家成人，别落下去，以后再到更高水平。到宋明理学，儒家和佛学开始融通。“为天地立心”不是狭隘的空间概念，已经超越；“为万世开太平”也不是当下的时间概念，而要对未来产生影响。
关于法师讲的，我的理解是，生命是无限的延续，我们的行为、语言和思想会不断积累。就像河流越流越长，越流越多，其中有清澈的水，也有各种杂质和污秽，由此呈现为不同的生命存在。用数学语言来理解，我们是过去函数的积累，是积分的过程。所以生命千差万别，有些人睿智，有些人愚钝；有些人漂亮，有些人丑陋；有些人仁慈，有些人残暴。多年前，我曾到长沙女子监狱为重刑犯讲课。其中有个很年轻的女孩，我问她怎么进来的，她很不经意地说，咔嚓就进来了。监管人告诉我，她去偷东西被人发现，就把一家五口杀了。有些人杀只鸡都不敢下手，但她把杀人说得很随意，没觉得有什么罪恶。可见，人确实存在差异。
我大学学的是冶金工程，觉得佛教说的修炼和冶炼过程相似。矿藏中混有黄金和杂质，冶炼就是去除杂质，把其中的黄金提炼出来，达到一定纯度。修炼的炼字用火字旁，可能是这个原因。人有自然人、社会人之分，我们被生下来，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但作为社会人是有标准的。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是儒家关于君子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制定依据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如果大家遵守这些规则，社会就能和谐发展。如果觉得没人发现，就把别人干掉，把财产抢走，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了。所以君子的目标是成为正常人，但高不到哪里，允许有正常的享乐，付出后得到正常的回报。再往上是去除生命中的一切杂质，超出六道，修成正果。这是炼的过程。
我讲了这么久体会，还是要提问题。请问法师，大家都觉得人道好，尤其是在座的，很多人物质条件不错，在外做点小官，吃点喝点，比较舒服，不愿再努力修炼，这算是对还是错？佛典告诉我们出家很好，是大福报，但问一下在座各位，有几个愿意出家的？怎么看这个问题？
济群法师：朱院长说到，儒家早期主要关心人道的道德伦理，到宋明理学开始关心天道天理。事实上，人道的道德建立非常重要。这种建立不是简单的认同，也不仅仅是知道怎么做，而是认识到遵循道德对自身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选择道德，而不是被外在因素干扰，甚至见利忘义。
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对道德有一份尊重，但只是将之视为来自社会的外在要求。如果整个社会重视道德，那么遵循道德还不是难事。但在今天这种崇尚财富、追逐享乐的大环境下，如果我们不能认清道德的价值，是很容易被同化的。古人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但现代人担心的只是钱不够花，根本不在乎道德为何。关键正是在于，我们没有把道德和生命成长联系起来。因为这种脱节，道德就成了空洞的教条。
孟子的四端告诉我们，仁义礼智都需要基础，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佛法也以惭愧作为道德基础，西方哲学则以自尊和道德对应，人出于对不良行为的羞耻，以及对人格的自尊，才会产生道德诉求。但这种惭愧心和自尊心并不是天生就有的，多数人要接受教育才能建立标准，并以此检讨自身行为。如果没有标准，就谈不上惭愧心，也谈不上自尊心。
从宋明理学的角度，通过修行可以致良知，体会天道天理。但多数人的境界离天道很远，单纯立足于天道倡导道德，会有一定难度，还是要和现实利益挂钩，从道德与利益、幸福、命运、心态的关系，引导人们认识道德的价值，依此为人处世，完善人格乃至生命品质。
今天很多人不重视人格，只在乎身份、财富、地位等外在名利。事实上，你是什么远比拥有什么更重要。因为拥有只是短暂的，人格才代表你的存在，对生命才有永久的意义。人格哪里来？来自身口意三业的积累。
从因果观来说，善行必然会招感乐果，带来利益和幸福。当然这个果不见得很快就能看到，从因感果是有过程的，要有缘的参与才能成就。但就像种子，假以时日，必然开花结果。虽然感果时间不定，但善有乐果、恶招苦果的规律不会变。儒家没有轮回说，因果就显得没有说服力。比如颜回这么好的人，却又穷又短命，谁愿意效仿？反之，有些人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当下似乎还很如意。所以单纯从现世看，不能有效解读道德的价值，只有从三世因果才能说清楚。
但现代人往往不信轮回，所以我侧重从心灵因果来解释。道德是代表健康的心理和行为，如果我们遵循道德，就会构成正向积累，有益生命成长。当你是这样的存在，本身就很容易幸福。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做了好事之后，内心会感到很快乐。同时也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对自己是一种正向激励。反之，如果你心态负面，行为恶劣，非但不会幸福，还会让周围人遭殃。由此可见，我们希望心安理得地活着，希望有更好的未来，现在就要遵循道德。这是从果来推导因，弥补了单纯强调道德的不足。
回到颜教授的问题，佛教并没有要我们都放弃现实生活，出家修行，也鼓励大家做健康的、有益于社会的人。至于想要获得世间利益，只要通过正当手段得来就没问题。问题是，人并不是解决生存问题就可以了。动物吃饱了就在玩耍，人却会制造烦恼。有道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少人表面风光，其实却有焦虑、抑郁等种种心理问题。在物质条件极大提高的今天，心理疾病患者也与日俱增。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怎么加以预防？
除了当下的生活，有些人还会思考生死、生命意义等永恒的问题。如果人生所有努力都立足于有限性，百年之后，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找不到终极意义的话，现实中的一切价值何在？在你活着的当下，可以说它是有价值的，当你离开世界后，价值又在哪里？不必说人终有一死，即使地球也是要毁灭的，意义又在哪里？世间之所以会出现哲学和宗教，就来自这些终极追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宋明理学之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不解决的话，儒家作为哲学体系来说是不完整的。
至于有些人安于现状，不愿努力修行，其实是认识问题。有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不解决生命问题，我们只是在世间随波逐流。虽然风平浪静时会有暂时的安乐，一旦波浪现起，我们又被卷到哪里？知道方向吗？能自主吗？可以说，修行就是我们在世间的自救之道。看清这一点的话，我们还不愿努力吗?
朱汉民院长：法师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的兴趣是儒学，非常赞同儒学的价值系统，必须再从儒学的角度回应。首先是德和福的问题。道德的依据是什么？佛教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即因果报应。我在世上的福祸是自己不断积累的结果，我做了善事会得到回报，做了坏事要受到惩罚。积善也好，积恶也好，因果报应会无限延续。由于这个理念，我们愿意做善事，不愿做恶事。在这一点，几乎所有宗教都是相通的。
有人认为儒家不是宗教，就在于儒家没有灵魂不死、因果报应的观念。我记得德国哲学家康德谈过德和福的问题，说一个人做了好事最终能得到回报，但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灵魂不朽，二是有一个上帝主宰赏罚。只有建立起这种信仰，才能解决因果报应问题。儒家士大夫虽然相信有一个主宰性的天，但并不依赖天来解决德和福的关系，即不是祈求天来主宰人世间对善恶的赏罚。确实，儒学总是以善作为最重要的价值，鼓励人们的道德修炼以成为仁德之人。那么，人做好事到底应不应该得到回报？如果好人得不到回报，反而是做坏人总能得到好处，人为什么要做好人？
儒家的思考和解决方式首先体现在《周易》。《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其实是卜筮之书。古人为什么要算命？因为不知道未来的吉凶得失。这次打仗是赢是输？这件事能做还是不能做？心里都没底。但他们相信神知道结果，或者能主宰结果，所以通过卜筮求诸神灵。他们就算一卦，希望神能指点迷津。但古人逐渐发现了一些规律，吉凶得失的结果往往与本人的努力程度相关。
我们的人生本来就处于吉凶祸福交替无常的变化中，那么在这种变动不居的社会人生中，如何把握不可捉摸的吉凶悔吝的后果呢？人应该怎样正确选择合宜的行动方案呢？《周易》经传中的大量义理就是告诉我们，吉凶祸福的过程与结果，其实与我们的德性、智慧密切相关。比如你抽到任何一卦，可能是吉，也可能是凶。但吉和凶是可以转化的。我们在世间做任何事，如果坚守自己的德性与智慧，就可以把握局势，逢凶化吉，劣势可以变成胜势。可见，《周易》基本上肯定了德与福的关联性，有德即有福，这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
但在现实生活中，好人未必得好报。有些人善良、勤劳、诚恳，可突然得了暴病，英年早逝；也有人坏事做尽，却尽享人间富贵快乐，所以人们常说老天不公。《周易》作为儒家经典，已经将做人的道理哲学化、理性化，那它怎么回应和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儒家学者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刚才讲到，颜回品德很高，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那他值不值？为什么要那么做？包括孔子自己，有理想，有志向，以追求仁义道德为己任，但最后周游列国时没人理他，嘲笑自己如丧家之犬。虽然结局那么差，孔子还是乐以忘忧，还反复强调颜回也活得非常快乐，但很多人并没有仔细思考这个问题。
到了宋代的儒家，如范仲淹告诫张载“儒者自有名教可乐”，周濂溪启发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他们的问题意识、哲学思考其实最终都指向德与福的问题。一方面，儒家认为道德能带来福报，因为道德能给他人、社会带来利益，最终也会给自己带来好处，这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另一方面，道德可能不一定给我本人带来好处，做了好事得不到回报，这怎么办？儒家倡导的孔颜乐处的乐，其实就是他得到的福报。有个词叫作心安理得，我服从内心的德性做事内心就安，否则心就不安。这个安非常重要，如果你做了坏事没有得到惩罚，但内心每天惶恐不安，其实已经受到惩罚，不需要来世的惩罚。做好人好事也是同样，会让自己像孔子、颜回一样感到充实而快乐。
所以儒家对德与福的问题有两层理解。一层是做了善事，应该有现实的因果报应，在现实社会中得到利益回报，如一个讲诚信的商人可能会赚更多的钱；另一层是虽然没有现实利益，但我会为自己的善良德性而感到快乐，其实这也是回报。我有一个朋友从政，我问他从政的最大快乐是什么？他说，当我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如果大家认同我的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喜悦。其实这就是对德行的回报，不一定要有其他的利益回报。
法师说到，如果不解决生命永恒性问题，劝善的效果就不会那么好。确实，儒家没有借助生命的永恒性来劝善。但是，儒家确实有生命永恒的思考和看法，其生命永恒的思考深化了德与福的思考。
回到张载立心立命的话题，其立心立命是以《西铭》为宇宙观、人生观的基础，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我是天地所生，天是我的父亲，地是我的母亲，我可以将这个世界看作与我息息相关的存在，虽然小我没了，但大我永远存在，天地永远存在，还有子子孙孙不断延续下去。这是儒家的宇宙观，同时包含儒家的价值观、人生观。中国人重视孝，孝是什么？就是你的生命一代代传递下去，生生不息，其实这就是生命的永恒性。孝既是一种世俗的道德，但是孔子把世俗变成神圣，把有限变成永恒，孝敬父母和祖先其实就是维护生命的永恒性。可见，儒家德行与生命永恒性也是息息相关的。
五、立心立命的继承与创新
颜爱民教授：我在想，佛家为什么能在历朝历代，那么长时间被推崇？儒家更不用说，本身就是国家主流的文化体系，也是治国的主政工具。它们对民众的作用是什么？我在衡山观察过拜山的人，大体有两类。一类大富大贵，一类特别贫苦，背个红袋子一路拜。最不信的就是我们这个群体，还过得去，又不是大富大贵。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理解，大富大贵者最怕突然来个灾难，失去富贵，所以到寺院求菩萨保佑。寺院先接纳，回头再加以引导，让他明白富贵是因为过去做得好，过去因是现在果。如果想继续维持，现在就要做好。让这些人不要为富不仁，恣意妄为。而对最贫苦的人来说，过去实在活不下去时，就会杀人越货、造反起义。佛教告诉他们：因为你过去做得不好，才有今天的果。如果想以后过好，现在要努力做点好事，前途才会光明。这样让双方都有期待，有希望。
儒家之所以在过去特别有力量，是因为人们的欲望没那么复杂，容易受教化，良知容易被激发。但现在的人已经把最深层的欲望激发出来，良心太坏，再讲孔颜之乐就觉得没有吸引力，大家还是觉得喝酒更乐，赚钱做官更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继承和创新。
我是自然科学背景的，现代科学有个说法比较热，认为整个自然是一体，所有的言行思想，一定会在自然系统留下印迹，相当于佛教讲的阿赖耶识储存种子。比如我现在讲话，摄像头把我的声音和形象留下印迹，以后还能回放。其实自然本身具有记录功能，科技产品只是自然规律的提取物，但它做得还不到位，比如我在想些什么就录不下来。但在大自然中，所有一切都有记录，都会留下印痕，消都消不掉。
经济学有个观点是“人无恒产，必无恒心”。为什么会出现产权？十八世纪时，资本主义有个著名的圈地运动。起源是在英国的公共牧场，大家为了自己多得利，把羊越养越多。结果过度放牧，使牧场逐渐荒漠化。后来就让大家跑马圈地，使牧场归自己所有。这些牧场主就不再过度放牧，因为土地荒漠化之后要自己负责。还有个例子，当年集体生产时，效率很低，包产到户后效率就很高。这是通过产权归属来解决问题。
同样的道理，如果人知道要为自己所有行为承担责任，看到这一切是包产到户的，做得好有好的果，做得不好也必须买单，就不会恣意妄为，道德才会有力量。我理解的生命，应该是一团无形的能量信息。按佛教的说法，肉体只是一座房子。看到这一点，大家才会持续地考虑，如何洁净自己的生命品质，行为必然有所顾忌。但用什么方法我没想到，这是两位大家的事。
济群法师：朱院长前面讲到“天”，这个概念也值得进一步探究。西方关于天的概念是上帝。早期的上帝就是人格神，是有意志的。但基督教接受西方哲学后，这个人格神多少在和宇宙规律统一。在中国早期，周天子时讲到的天，应该也是有一定意志的。到宋明理学讲的天，则是属于一种规律，是作为自然存在的天理、天道。
关于这个问题，佛教有不同观点。首先，佛教否定世界有主宰神的存在。从生存处境来说，所有宗教都推崇天堂，认为是理想去处。但佛教认为人道比天堂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天堂是享乐之地，如果耽于享乐，就会不思进取。但天堂并不是永久居处，福报享尽之后还会堕落，当畜生、下地狱都有可能。而人的生存处境有苦有乐，而且人有理性，会为离苦得乐而努力，会不断探索自我和世界的真相。所以佛教特别看重人的身份，认为真理和智慧属于人间，终不在天上，就是因为天人没有探索的动力。
我们知道，西方在经历中世纪长达千年的神权统治后，由人本思想带来文艺复兴，强调以人为中心，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其实，佛教的诞生背景与此相似。印度宗教发达，并以神本的婆罗门教为主流，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而佛教正是出现在反神本的思潮中，提出以人为本，认为人可以通过修行改善生命，这个身份更为可贵。
此外，佛教强调因缘因果，认为“善有乐报，恶有苦报”属于宇宙规律，是缘起的，并不是由神在主宰。也就是说，一切果报都是以身口意三业为因，并以各种条件为缘共同产生的。在此过程中，当因和缘发生变化，结果也会随之变化。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修行把握命运，这是真正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讲到人心和天心，回到那四句话：天地到底有没有心？人能不能为天地立心？如何为天地立心？关键是认识到，人心和天心是统一的。关于这个问题，宋明理学也有说明，认为“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并不是说，人心以外有一个天心，也不是在天心以外还有人心。这个统一的心，是大心。当然作为人来说，确实有属于自己发展而来的个体的心。二者如何统一？
在印度传统的《奥义书》中，有个概念叫“梵我一如”，认为宇宙是大我，就像大海；个体是小我，就像泡沫。修行就是让泡沫回归大海。禅宗修行也强调回归本心，所谓“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现在倡导“不忘初心”，从佛教见地来说，初心就是本初的心，是我们本来天成、生而有之的心，这个心和宇宙是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为天地立心”就是找到自己的心。立足于这个根本，我们才能重新建构生命的缘起。这是遵循宇宙的规则，因果的规则，不是神的意志。
至于如何体会“孔颜乐处”，这是一种精神境界，有些人理解起来确实困难，因为他还不在这个频道。从佛教来说，每个人都有觉性，当觉性未被遮蔽时，就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喜悦。就像一个人没有被欲望左右，也没有烦恼、压力、焦虑时，是很容易快乐的。这种快乐不是因为物质享乐或得到什么，而是来自清净心，是由内心宁静感受到的。当然，我们平时体会到的清净之乐还不稳定，而且很有限。因为凡夫心是不稳定的，需要通过修行来调心，心才是快乐的源头。如何完成从人心到天理、从人道到天道的过渡？必须下一番功夫。宋明理学有很多相关修养，佛法也给我们提供了具体指导，尤其是禅修，通过空性正见，引导我们超越二元对立的世界，直接体悟人心与天理不二的真相。
朱汉民院长：中国本身有儒学和道家，而佛学传入中国后，完成了本土化的转型，在中国成为主导性的宗教。儒释道三家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基督教需要有最高的神来赏罚人类，而儒家和佛教都不是这样，其思考起点是立足于人，而且希望靠人从自己身心下功夫来解决问题，人文性非常突出。所以说，心性之学既是儒、道之学的理论核心和修行重点，也是佛教思想的基础和核心。
如何成就自己的内在人格？中国文化强调应该从内在心性下功夫。关于这一点，儒释道三家既有各自的追求，也有相通之处。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到唐宋发生了很大变化，完成了中国化的转型。学术思想史界专门研究了唐宋佛学的重大转型，其突出表现就是入世化、世俗化。六祖惠能之后，佛教已经把修行和日常生活连为一体。上个月我到泰国，发现他们的僧人到今天仍然靠信众供养，就像原始佛教在印度时那样。但中国古代的僧人主要靠自己劳作，他们往往在劳作中修行，并不总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念经。我认为，这种转向和儒家文化相通。儒家讲“日用常行即道”，而佛家讲“劈柴担水，无非妙道”。
当然，儒佛之间往往是相互吸收。如果说佛教在唐宋后更注重入世，那么儒家到宋代则增强了出世，所以两者相通之处更多，虽然其最终目标确实不同，起到的社会作用也不一样。我常说，在其他文明中只有一种宗教主导，有两种就会打架。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和而不同，非但不打架，还能在相互交流中吸收对方的长处。儒释道的发展过程，满足了精神对文化多重性的需求。
回到天的问题，儒教信仰天，特别强调天，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外国人碰到麻烦会说
Oh my
God，而中国人一定喊天，“我的天啊”。几千年来，这个天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天的具体内涵其实在不断发生变化。上个月在岳麓书院召开基督教和儒教的研讨会，主题是“天命与上帝：中西比较与儒耶对话”，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天的演变。
上古时期中国人的天就是人格神，和西方的上帝一样。这种人格神在民间有很大意义，大家相信天能赏善罚恶——你做坏事，天会惩罚你；做好事，天会奖赏你。到后来，天又演化出天道与天理。在天道与天理的概念中，天成了形容词，形容的对象是道与理，相当于古希腊的逻各斯。天道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大量出现，道家、儒家都讲天道，这时的天不再是人格神，而是人文道德、自然法则。
所以我认为儒家主要是一种人文信仰，特别是宋儒，更加强调“天理”。他们的“天理”主要是人文之理，即体现为道德规范与典章制度的“分殊”之理。但宋儒还强调，具体的人文之理还可以统一于“天理”。天理是最高的理，强调了它是宇宙天地的主宰。宋儒的理是人文之理，但又吸收了道家的自然之理。其实不管人文之理也好，自然之理也好，所谓“天理”都是能主宰、支配世界的“道理”。宋儒继承了传统儒家对“天”的信仰，但强调对人文之理、自然之理的理性认知，所以说是人文信仰的强化与建构。
虽然中国人文理性兴起比较早，宗教观念相对比较淡，但是对天的信仰一直保留了下来。在精神层面上，儒家的孔颜乐处其实就包含着“知我者，其天乎”的精神信仰。孔子、颜回是对儒家天道天理的坚定信仰者，所以他们内心才会因人文理想而乐，才会心安理得，哪怕暂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颜爱民教授：大儒和高僧一起论道，还可以论上几天几夜。过去麓院的记载是三天三夜，不过两位高人交流的概率还很大，我们以后再论。下面进入问答环节。
六、问 答
1. 人生最大的困惑
听众：很高兴听到三位大师的讲解，受益匪浅。我是国学班学员，觉得人最大的困惑就是生死。随着年龄增长，经历更多，也见证了很多同事和亲戚朋友的去世，这时会问自己：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意义是不是随着死亡而消亡？有研究说，人有生死轮回，有灵魂，但也有很多争议。到底有什么途径解决生死困惑，让我们活得更充实，更有意义？通常的途径有两个，哲学的智慧和宗教的信仰。颜老师、朱老师是研究哲学的，济群法师是学宗教的，希望能得到解答。
济群法师：说到生死问题，必须关注生命的无限层面。如果仅仅停留在有限性的认识，我们一定会面临——死了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刚才说过，地球最后都会毁灭，那人类经历过的这么多，虽然当下都有意义，但终极意义是什么？这就必须探讨生命的无限性，只有了解“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才能找到人生意义。轮回思想正是对此作出解答。
我们现在的思考多半立足于今生，儒家思想也是侧重现实，告诉我们怎么过好这一生。而佛教是立足于轮回，探讨生命如何从过去到现在，进而走向未来，是从整体而非局部看待生命。在苏州西园寺举办的“戒幢论坛”中，佛教界和心理学界曾就“死亡焦虑”的主题深入探讨。我在会上讲了“《心经》的生死观”，介绍佛法如何看待生死，解决死亡焦虑。如果我们相信轮回，知道今生只是生命长河的片段，死并不是最终结束，还有生生不已的未来，对生死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入世也是同样。儒家的入世在于这一世，而佛教的入世包括现在，也包括过去和未来。我们不仅要为今生负责，更要为来生负责，这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有信仰，能遵循因果规则，积极行善，杜绝恶业，就不会恐惧死亡了。因为我们已为生命的正向发展作出努力，这个因必定会带来乐果。除了在认识上接纳死亡，我们还能通过修行获得生死自在的能力。佛教历史上，很多祖师预知时至，坐脱立亡。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们已证悟空性，知道生死就是不生不死，对去处是有把握的。如果要解决死亡焦虑，离不开宗教信仰和人生智慧，也离不开自己的修行功夫，这样才能对未来作出正确的努力。
朱汉民院长：这个问题必须法师回答，因为宗教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解决生命忧患。当然人生有很多问题需要宗教解决，但生死是其中最大的问题，西方叫作终极关怀。可见，这个追问是宗教产生的根本原因。
我谈谈自己个人的体会。说实话，我和你一样有生命焦虑。我过完40岁生日以后就常常思考：如果一个人能活80岁，我已经活过一半了，就像一支蜡烛燃了一半以后，剩下的蜡烛只会更短。我还记得60岁时同事同学要为我贺生日，我对大家说：其实过生日是我最烦恼的事，你们还来祝贺我。这也是内心深处的生命焦虑。当然我也希望生命长存、灵魂不朽，希望哪个宗教能帮助我解决生命焦虑。但我又受过太多的科学教育，这是根深蒂固的，很难相信灵魂会不朽。所以，生命焦虑看起来就是我们的无解难题，除了宗教的解决方案之外，儒家能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呢？
刚才法师有个比喻非常好，说生命就是大海，今生只是呈现的一朵浪花。浪花是很短暂的，不管它多么美妙，高达几米甚至几十米，最后还是会落下，重新归于平静。我认为这个比喻其实和儒家思想相通，张载《西铭》为什么说“乾父坤母”？就是希望引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的万物一体思想。这种万物一体的思想境界，既可以引申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爱道德，也可以引申出“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的生死自在。
可见，儒家的生死智慧可以让我们对来到世上感到万分荣幸，而对死亡又表现出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豁达。因为死亡只是作为个体的自我回归本原之气，就像浪花回到大海。个体小我是短暂有限的，那个大我却是永恒无限的，我还会存在于新的浪花中。可见，如果我们能够转变观念，不执著于个体小我的浪花，小我的浪花没了，但我只是回归大我的大海，大海又会形成许多浪花，这就是“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的生死自在。我常常用这些思想解答自己的生命忧患，现在用这句话来安慰你，不知有没有用。
2. 如何让心安定
听众：佛教说，因戒生定，由定开慧。《大学》也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从小就没定性，没耐心，对什么事都是三分钟热度。很想知道怎么才能让自己有定力？我参加三级修学，法师说要观察修和安住修。观察修有时能做到，但要安住在某个状态，我觉得太难了。怎么办？
济群法师：定不仅能让人安静下来，还能开发智慧，所以佛教把禅定作为修行的重要内容。今天是一个浮躁混乱的时代，人们只要带着手机，就不停地刷着，直到身体彻底没电才肯放下，根本没时间和自己相处。不像过去，人们多少有时间静一静，哪怕是被迫的。现在的人为什么普遍觉得很累？除了各种压力，更是因为我们没有休息能力。
怎么修定？离不开戒的基础。说到戒，我们通常觉得只是很多约束。其实戒是帮助我们建立简单、健康、有规律的生活，为修定营造心灵氛围。如果心复杂、混乱、毫无规律，怎么可能生定？所以要持戒，行为清净了，心也会随之清净。在此基础上，还要通过特定方法修定。
在三级修学中，主要通过观察修和安住修，从而改变观念、心态和生命品质。每种品行的获得，首先要在观念上接受。比如我们实践仁义礼智信，就要充分了解这些德行对自己的好处，并结合现实人生不断思维，通过百千万次的思维和确认，让这种心行成为自己的常规心理。然后把心安住于此，持续、稳定地保持这个状态，本身也是定的训练。包括对出离心、菩提心的训练，同样要通过思考、观察、确认，对这种心理作出选择，然后不断练习。
当然佛教中修定的方式很多。最基础的还有训练正念，比如吃饭的时候专心吃饭，走路的时候专心走路，坐着的时候专注自己的呼吸。通过这些训练，让心逐步安静，座上禅修就容易相应。有了定力之后，才能进一步导向观，使内在的智慧光明呈现出来。
3. 平常心和进取
听众：现在很多人学国学，想保持平常心，这样会不会失去上进心？是不是和立志、立心、立命矛盾？什么才是真正的平常心？
济群法师：国学包括儒释道，主要引导我们如何做人。儒家是从君子到圣贤，佛教是成就佛菩萨品质，这都要从立志开始。儒家说志当存高远，佛教则是发菩提心，建立崇高愿望，成为能利益众生、对社会有担当的人。
有了愿望之后，一方面要修身，遵循做人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一方面要培养造福社会的能力。从佛教来说，菩萨要从五明处学，包括医方明（医学）、工巧明（科学技术和艺术）、声明（语言文字学）、因明（逻辑学）和内明（佛法）。凡是能利益众生的事，都要努力学习。可见并不是学了国学或佛学，就什么都不做了。
现在有个概念叫“佛系”，好像信佛了，四大皆空，什么都无所谓，都不当一回事。其实这是对佛教的极大误解。真正的学佛要勇猛精进，为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甚至连生命都能舍弃。就像佛陀因地修行时的舍身饲虎、割肉喂鹰，还有玄奘西行的求法精神、鉴真东渡的传法愿心，都需要超乎常人的努力和大无畏精神。
但在精进的同时，又不能执著。这不仅是学佛必须具备的素养，也让儒家士大夫向往。所以很多儒者都喜欢诵读佛经，谈空说有，使自己在积极入世的同时保有出世的超然。《金刚经》中，就将出世和入世统一起来。菩萨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要修习六度、庄严佛土、度化一切众生，但在利他过程中始终伴随两种提醒。一方面告诉我们，不要因为做事增长执著，陷入自我的重要感、优越感、主宰欲，而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另一方面让我们学会放下，每说一件事都以“所谓、即非、是名”的三段式加以总结。比如布施，告诉我们布施只是条件关系的假相，在空性层面，一切了不可得。如果离开各种条件，根本没有布施这个行为，更不需要执著。
这正是世人最容易出现的两个问题。如果做的过程中很执著，就会特别辛苦，而且很难客观看待问题；如果做了之后很执著，就会患得患失。所以问题不在于做，而在于执著，这才是真正的苦因，是必须断除的。如果放下执著，在做事中体会无所得的智慧，在现象的当下认识其空性本质，做了和没做一样，了无牵挂，才是真正的平常心。这种平常心是建立在甚深智慧和修养之上，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和立志是不矛盾的。
4. 怎样获得幸福
听众：有句古话叫“万里江山不是皇上的，是闲人的”。这个闲人不是游手好闲，是没有心事和压力的人。如果从小我来讲，我觉得不需要立心、立命，也不需要立德、立功、立言，我就要现在和未来的幸福，要家人幸福、朋友幸福、大家幸福。比如古代的岳飞、曾国藩等仁人志士，既立德也立功，但我看他们过得根本不幸福。我想问的是，要获得幸福，必须立心、立命、立德、立功、立言吗？如果没有这些发心，会不会获得幸福？或者还有其他途径能让我获得幸福？
朱汉民院长：不管什么身份，在什么历史境况下，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目标。但幸福的模式差别很大，有时皇帝坐在龙殿不幸福，但乞丐坐在路边可能很快乐。所以说，幸福其实是自己的感觉。人是有幸福意识的动物，这个意识包括两点。一是提出目标，人在世上会提出无数目标，哪怕不懂事的婴儿，饿了就哭，不舒服也哭，他的目标就是要吃，要解除痛苦。如果抽象地谈幸福，是没办法解答的。其次是实现目标，幸福感就体现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至于立德、立功、立言，说实话，提出这些目标的是社会精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位较高的士大夫，他们的社会条件不一样，受的文化教育不一样，生活目标当然不一样。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只是靠劳动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确实没必要提那么高的目标。必须有一定条件，才能造福社会而立功。比如你做了县委书记，几百万的家庭幸福与你息息相关，必须让人民安居乐业；或是你做了董事长，必须解决企业内部许多问题，这是不得不承担的责任。这些算是立功。如果你掌握很多公共资源，拥有很大权力，结果游手好闲，大家肯定不满意，你对自己也不会满意。
即使你是普通人，并没有地位和资源，但也可以立心立命。作为普通人你要养活自己，还要让家人幸福快乐。当你满足物质需求以后，马上会有进一步的目标，比如追求知识，追求艺术，必须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时才会幸福。做到这一切，就是立心立命。所以不要简单地谈幸福，要结合具体情况。每个人的定位不同，目标不同，获得幸福的途径也不同。
济群法师：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确实不多，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至少要为自己立心立命。简单地说，立心就是建立正向心行，立命就是规范自身行为，成为有爱心、有道德的人。
说到幸福，我们关注更多的是物质。但作为生命的存在，其实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现在不少人很富有，却不幸福，问题就是精神的贫乏甚至堕落。我们需要审视自己，建立健康、慈悲的心理，以及自利利他的道德行为。这些心行当下就能为我们带来幸福，同时也能为未来生命持续地带来幸福。所以普通人也可以从自己的层面立心立命，当然，这和四句教的境界是有距离的。
颜爱民教授：时间关系，我们不再继续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通过这样的交流融汇，就能创造性地理解并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到推陈出新、返本开新的效果。感谢敬爱的济群法师和朱院长，感谢大家。
（2020-5-20）